在我童年对世界的理解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明白回报并非总是线性增长。
教师和教练常告诉我们，“你付出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虽然他们这样说出于善意，现实却往往并非如此。如果你生产的产品只有竞争者一半优秀，那么你获得的客户也不会是他们的一半。相反可能会没有任何客户选择你，进而导致破产。
毫无疑问，在商业领域中回报与表现呈超线性关系。有人批评这种情况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问题，认为改变规则便可消除这类情况。然而事实上，超线性回报更像一个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处之特质，并非仅限于我们所设定规则下才能看到。无论在名誉、权力、战争胜利、知识甚至人类福祉等方面都可以观察到同样模式：成功者越来越成功。[1]
一 如果不能理解超线性回报，则难以深入了解世界运行机制；若抱有远大志向，则必须掌握这个概念——它将成为推动你前行的力量。尽管看似许多情况下都有超线性回报，但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基本原因：指数增长和阈值。 最直观的超线性回报例子是在进行能产生指数增长的活动时，如培养细菌。一旦它们开始繁殖，就会呈现出指数级别的增长，然而这需要高超的技巧才能做到。因此，在结果上专业与非专业人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创新公司也可以实现类似指数成长，并且我们在那里同样可以观察到这种模式。部分公司成功达到了高速成长；大部分则未能做到。结果就是得出质变的区别：快速发展企业价值极大化，缓慢发展的甚至可能无法生存。
Y Combinator建议创始人更关注成长率，而不仅仅看总体数字，以避免初期由于数据低迷带来的挫败感。这同时也引导他们确定目标：成长率可作为航标，指引你如何推进事业。但最重要优势依然是通过聚焦于成长率，帮助找寻并把握具备指数增长潜力的机会。
尽管YC没有明确告诉创始人“你得到的就是你付出的”，但其实它离真相并不远。如果成长率与表现呈线性关系，那么随着时间t推移，表现p将以p(t)比例获得回报。
即使在思考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我仍然对此感到震惊。
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好了都有可能产生指数级别增长。然而我们天生并未准备好应对这种情况——DNA没为我们预设，习俗也没有。每一个孩子第一次听到故事里国王答应给智者每日翻倍米粒时都会感到惊奇。
虽然人类往往通过习俗来处理自身不能理解之处，但是针对指数增长的习俗却鲜有存在。因为在历史上能找寻相关案例极少。理论上畜牧业可以算作其中之一：拥有更多动物就意味着更多后代。但实际操作中土地资源限制导致其无法达成指数型扩张。 更确切地说，没有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能实现指数增长。有一种可能是通过征服来扩张领土：你控制的领土越多，军队就会越强大，从而更容易征服新的领土。这也解释了历史上为何出现众多帝国。但由于创建或管理帝国者寥寥无几，他们对日常习俗影响甚微。皇帝被视作一个遥不可及且令人畏惧的角色，我们在生活中难以借鉴其经验。
在前工业时代，最常见指数增长情境可能是知识积累：知道得越多，学习新事物就变得更简单。结果便是像今天一样，有些人在特定主题上拥有深厚知识程度远超其他人。然而这对社会习俗影响并不明显。尽管思想“帝国”可以重叠共存，回应着许多“皇帝”, 但在前工业时代这类“帝国”具备极少实际效应。[2]
然而，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情况发生转变。“思想之王”能设计出力量强大到击败真实世界帝王的武器。但这种现象仍然新颖，我们还在适应中。即使是其中参与者，也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从指数增长中受益，或者思考他们可以从其他例子中学习。
超线性回报的另一种来源体现在“赢家通吃“理念上。在体育比赛里，表现和回报之间关系就像阶梯函数：无论胜利队伍表现极其优秀还是只稍微好一点，他们都会获得胜利。[3]
然而阶梯函数并非源自竞争本身，而来自结果中存在的阈值。即便你没有竞争对手也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证明一个定理或击打目标。
有趣的是，在具备超线性回报机制场景下常常同时出现两个因素。突破某个阈值可能导致指数增长：例如战斗过程当中，胜方往往损失较小，并更容易取得未来成功；反过来说指数增长能助力你突破某个阈值：如网络效应市场环境下快速成长公司可挤压掉其他潜在竞争对手。
名气则是一个结合了超线性回报两种来源的有趣现象。名气能指数增长，因为已有粉丝会帮你吸引新粉丝；而名人之所以少数，根源在于阈值：在大众心目中A-list位置只有那么几个。
最重要的一种融合了两类超线性回报来源情况可能是学习。知识可以呈现出指数增长，并存在阈值效应，如学骑自行车这样的技能。超过这些阈值就像开启了自动工具：一旦你掌握读写技巧，学习其他任何东西都变得更轻松。但最关键的阈值则代表着全新发现。知识似乎具备分形特征，意味着如果你努力推进某领域边界上知识疆界，时不时会遇到全新领域等待探索。如果成功挖掘出来，就意味着首批解锁该领域所有新发现机会–牛顿、杜勒和达尔文都曾经历过此类情境。
（二） 寻找超线性回报的一条通用规则是什么呢？最直观的答案就是找到可以复合效应的任务。
有两种方式能产生复合效果。第一，它可以直接复合，也就是说一个周期内做得好使你在下个周期表现更佳。比如当你正在建设基础设施或者扩大受众、品牌时这样会发生。第二，任务可能通过教导你而实现复合，因为学习本身具备指数增长特质。这第二种情况非常引人入胜，因为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可能会感觉自己表现不佳。尽管未能达成目标，但如果过程中学习了很多东西，那你依然走在指数增长之路上。
这也解释了为何硅谷对失败持开放态度：他们并不盲目地包容失败，只有当从失败经历中吸取教训时他们才愿意继续投资支持。如果确实从错误中汲取知识，那么其实际上构成良好投资选择：或许公司并未按预期快速壮大，但个人却已经进步显著。
事实上那些无法带来学习机会的指数增长形式常常与学习并行，我们应将这视为规则而非例外。由此衍生出另一个启示：永远保持学习。如果你停止学习，也就意味着可能脱离超线性回报之路。
但是不要过度优化你的学习路径。不必局限于只针对已知有价值的事物进行深入探索。记住，这是个探索过程；未来哪些东西具备价值还未可知，若设定太多界限，则可能错失一些潜在机会。
那么阶梯函数呢？是否存在类似“寻找阈值“或者”寻找竞争”的有效策略？这里情况复杂一些。存在阈值，并不意味着游戏值得玩。如果你在玩俄罗斯大转盘，你有阈值，但最好别玩。“寻求竞争”同样无法提供实质帮助；如果奖品本身并无吸引力怎么办？数增长确保了回报曲线形状和大小——即使起步时很小，如果它成长得足够快，它最终还是能变大——然而阈值只能保证形状。[4]
利用阶梯函数原理，那你需包含测试环节，以确认游戏是否值得玩。这里有一个实用原则：如果发现某样东西平庸却广受欢迎，那么尝试改良它可能是个好主意。比如，如果一家公司生产的产品质量一般但仍然销售不错，则你可以考虑制造更优秀的替代品。 [5]
如果能找到有潜力的知识阈值，那可太棒了。是否存在某种方式能告诉我们后面哪些问题隐藏着全新领域？我怀疑是否能精确预知此类情况，但奖励巨大足以让人去探索——即使只是稍微比随机猜测准确点也很有价值，并且我相信我们有可能找到这样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哪些研究问题不太可能导致新发现：当看起来合理却乏味时就会如此。能真正引领至新发现的问题通常看似神秘甚至无关紧要。（如果他们显得神秘并且明显重要，那么他们就成了著名开放性问题，许多人已经在钻研其中）所以一个启示是被好奇心驱动而非职业主义——让你的好奇心自由发挥，而不是仅仅做那些“应该”完成的事情。
（三） 对于有雄心壮志的人来说，超线性回报的可能性无疑是充满吸引力的。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领域，我们正见证着两个方向上的扩展：一种更多样化类型工作带来超线性收益，并且这些收益本身也在增长。
造成此变迁主要有两大因素，尽管它们紧密交织几乎形成一个整体：技术进步和组织重要性逐渐降低。
半个世纪前，想参与大型项目往往需要你加入某个组织。那时候，组织是获取必需资源、结识同事以及获得机会等等的唯一通道。因此在1970年代，你所处环境或者地位常常取决于你所属组织。就声望而言，如果没有加入任何组织，那很难做出显著贡献。艺术家和作家是少数例外——他们利用廉价工具单打独斗并建立自我品牌。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需要通过特定机构才能接触到广泛受众。[6]
过去由机构主导社会抑制了表现回报的差异，但在我有生之年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如今更多人可以享受到20世纪艺术家和作家那样的自由。许多雄心勃勃的项目不再需要大量初始资金，新式学习、赚钱、寻找同伴以及接触用户方式层出不穷。
尽管旧制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历史标准看来改革速度已相当明显，尤其是考虑到相关利益关系。很难想象比表现回报变动更为根本性的转变。
没有机构阻碍下，结果将呈现更大波动。这并非意味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优秀者可能表现得越来越好，然而落后者也可能境况愈加糟糕。这一点尤为重要：投身超线性回报并非适合所有人。大部分人作为群体成员或许会过得更舒适。
那么谁应该追求超线性收益？两类有抱负之士：一类深知自身实力强劲，在充满挑战与机遇世界中能赢得更多；另一类尤其是年轻人，愿意冒险探索未知。[7]
机构转型不仅由现有成员引领，许多新的成功者可能就是那些曾被机构拒之门外的人。因此，这种变革带来的机会将比任何由内部温和改革所产生版本要大得多、真实得多。 （四）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激发雄心的大变革感到欢迎。它可能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挑战了一些深层次的信仰。 [8] 但如果你是一个怀揣抱负的人，那么这无疑是个好消息。那如何才能抓住机遇呢？
最直接获得超线性回报的方式就是做出卓越成绩。在成功曲线上，尽管付出更多努力会带来更高收益，在顶端竞争其实较少——不只因为做出杰出表现很困难，更因为面对艰巨前景，很少有人敢于尝试。这意味着不仅产生卓越作品物有所值，就连去尝试也同样值得。
许多变量会影响你工作成果如何。如果想要真正脱颖而出，你需要在几乎所有关键方面都达标。例如，对工作充满热情至关重要——单纯勤奋还远远不够。在一个超线性回报世界里，明确自身兴趣并找到执行途径显然极具价值。[9]
选择适合自己当前生活阶段的工作同样重要。例如，如果某项工作本质上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那么在你年轻、未有孩子时去做它将更具价值。
实现伟大成果有许多技巧而非仅靠努力。我会尝试用一段话给出建议：
选择一个你天赋异禀且深感兴趣的领域。养成自我驱动完成项目的习惯；只要这些项目让你觉得雄心勃勃，具体是什么并不重要。全力以赴但避免过度疲劳，逐步抵达知识前沿。从远看这个前沿可能平滑无际，但近看则峰回路转、机会频现。留意并探索其中缺口——如果运气好，其中之一或能拓展为全新领域。承受可承受风险；若长期未失败则可能太过保守了。寻找最优秀的合作者，并从最佳实践中学习提升品味。对自己始终诚实直率；健身饮食良好睡眠足，并远离高危药物；当困惑时顺应内心好奇心，它比你更知道哪些值得关注。 [10]
当然，还有一点不可或缺的就是运气。运气总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独立工作而非属于某个组织时。虽然“机会总偏爱有准备之人”这样的格言确实有效，但也存在一部分真正随机性，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解决办法就是多次尝试。这也解释了为何早期开始探索和冒险如此重要。
（五） 具有超线性回报的领域的最佳例子可能是科学。它以学习的形式呈指数级增长，同时又具有性能极限的门槛——实际上是知识的极限。 结果就是，科学发现中的不平等程度使得任何社会财富分配都相形见绌。比如，牛顿的发现无疑远胜于他那个时代其他人的所有成果。[11]
这点看似明显，但还是有必要强调：超线性回报意味着不平等。回报曲线越陡峭，结果差异越大。
事实上，超线性回报和不平等之间关联紧密到可以引导我们找寻特定类型工作：去那些少数赢家表现出色、领先群体一截的领域里看看。如果一个工作每个人做起来都没什么两样，那它很可能并非属于拥有超线性回报范畴。
那些少数赢家表现优秀、远胜其他竞争者所在领域又包括哪些呢？答案其实相当直观：体育、政治、艺术、音乐、表演、导演、写作、数学、科学、创业和投资等。在体育领域，这种现象由外部设定的阈值引起；你只需要比别人快那么一点就可以赢得每场比赛。在政治领域，权力增长如同皇帝时代般无阻。在其他一些领域（包括政治）中，成功主要受名声驱动，并且名望本身也有超线性增长源。
然而，当我们剔除体育、政治和名气因素后，一个显著模式浮出水面：剩余领域的清单与必须独立思考才能成功的领域完全吻合——你不仅需要正确的想法，还需新鲜独特。[12]
科学是此类例子之典型。你不能发表已经被他人讨论过的观点或成果。投资也是如此。只有当大多数投资者对某公司持怀疑态度时，你坚信其前景才具备价值； 如果所有人都看好它，那么其股票价格早已反映了这个预期，留给你盈利空间微乎其微。
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你都需要付出初始的努力。超线性回报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并不显著。以这样的速度前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永远都走不远。但是因为曲线最后部分上升得如此陡峭，所以值得采取特别技巧去达到那个点。
在创业界，这个原则被称作“做那些不具备扩展性的事“。如果对初期小部分客户投入大量精力关注，理想情况下就能通过口碑引发指数级增长。但其实该原则适用于任何有指数级增长潜质的事物。比如说学习：当你初次接触新知识时可能会感到困惑。付出初始努力找准立足点很重要，因为随着了解深入、积累更多信息后将变得容易许多。
另一个微妙教训是从具有超线性回报潜质领域清淡中浮现：不要把工作等同于职业生涯或日常工作岗位。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两者是一回事，这导致我们习惯于将生产力等同于拥有一份工作。即使到现在，对大部分人而言，“你的工作”通常指他们日常的职业。但对一个作家、艺术家或科学家来说，“你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正在进行研究或创造什么。即使他们转换了多个岗位，甚至暂时没有固定职务，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是为雇主完成任务，也可能属于自己投资组合中某个项目。
踏入少数赢家领先其他所有人之场景确实令人畏惧。有些人会故意选择这条路，不过并非必须如此。如果你足够天才，并且充满好奇心去追求未知那就足以让你进入此类领域。因为好奇心不会让我们关注无聊问题；相反地，吸引注意力、激发思考问题往往能开辟出新领域带来超线性回报。
具备超线性回报特质的领域能源源不断更新变化。实际上最极端收益来源于扩展已知范围和探索未知。所以，虽然抱负和好奇心都能引领你进入这种领域，但好奇心可能是更强大的推动力。抱负驱使我们攀登已知高峰，而如果紧跟一个足够有趣的问题不放，它可能会在你脚下生长为一座新山。
在努力、表现和回报之间进行明确划分的能力有限，因为实际上它们并未被清晰地区别开。对于某人来说算做回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可能只是表现。尽管这些概念界线模糊，但并非毫无意义。我将尽全力准确阐述它们，并避免误入歧途。
注意： [1] 进化本身或许是超线性回报与表现最常见的例子，但我们很难共情这一点，因为我们不仅仅是接收者；我们就是那个“回报”。
[2] 工业革命前知识当然也具备实用价值。农业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但这种转变源自广泛且渐进式技术改良，并非少数特别博学之士所带来。
[3] 将阶跃函数描述为超线性在数学上可能不精确，但若用其描绘理智行动者如何看待付出与得到曲线时，阶跃函数从零开始就像一个超线性函数。如果起始点设定为零，则阶跃前部分低于任何形式的增长率，在达到阶跃后则必须高过该水平线的必要回报，否则无人愿意尝试。
[4] 寻求竞争可以作为一个有效启示原则，因为有些人发现它具备激励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指向前景充满希望问题的指南，因其能表明其他人也认同这个观点。但这只是一个不完美的标志：往往会有一群声嘶力竭追逐某个问题者最终被另外一个安静工作、专注于其他问题者超越。
[5] 但并非总是如此。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条规则。当某件事物大受欢迎时，即使看起来普通平庸，往往隐藏着特殊原因。可能由于垄断或法规让竞争变得困难；或者消费者口味差异化严重，或他们决定购买何种产品流程出了故障。存在平庸产品就可能源自以上情况。
[6] 在我二十几岁时期曾想成为艺术家，并在艺术学校学习绘画技巧。主要驱动力当然来源于我对艺术的热爱，但部分动机也来自艺术家似乎最不受组织约束的事实。
[7] 从原则上说，每个人都在获得超线性回报。学习是复合式的，我们一生中都会持续学习。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人能将这种日常学习推至回报曲线变得极其陡峭之地步。
[8] “公平“倡导者们真正想表达什么尚未明确。他们似乎内部意见并不统一。不论他们意图为何，都可能与一个世界格格不入，在该世界里机构对结果控制力减弱，少数杰出者比其他所有人做得更好。 这种观念在世界转向相反方向时浮现或许看起来像坏运气，但我认为这并非巧合。我猜测它现今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拥护者感觉迅速增长的表现是一种威胁。
[9] 推断：那些强迫孩子去做某件具有声望、却无兴趣之事情（例如医科） 的父母可能会比过去更加损害孩子利益。
[10] 这段文字源自 “如何做出伟大工作”的初稿。我一完成它，就意识到这比超线性回报更重要，因此暂停了当前文章，将其扩展为独立论文。在完成“如何做出伟大的工作”后，我根据那篇文章重新写了这段话。
[11] 在工业革命前，变富有的人通常采用皇帝式手法：占有资源使自己强大，并因此能够占领更多。而现在可以像科学家一样通过发现或创造具价值事物来实现财富积累。绝大部分致富者都采取新旧方式结合策略，但过去五十年里，在最先进经济体中已显著倾向于“发现”模式。
[12] 如果独立思考是导致不平等主要驱动力之一，则传统思想者对不平等抱持反感情绪并不奇怪。但他们的反感并非仅源自羡慕别人拥有他们无法得到之物。事实上传统思想者往往难以理解拥有全新观点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结果。所以当他们遭遇表达极度改变时会认为其违反自然规律，他们会假设这肯定是由于作弊或某种恶性外部影响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