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夺回注意力:分心时代,知识工作者的认知科学与实践
第 1 章

导论:你的注意力被偷走了吗?

1972 年 12 月 29 日深夜,一架洛克希德 L-1011 三星客机正在迈阿密上空盘旋。这是美国东方航空 401 号班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飞来,机上载着 163 名乘客和 13 名机组人员,很多人赶着回家过新年。驾驶舱里坐着三位老练的机师——机长、副驾驶、随机工程师,三人的飞行时长加起来超过五万小时。飞机是当时最先进的机型,四台引擎运转良好,天气也不坏。一切正常,直到他们放下起落架,准备降落。

放下起落架后,副驾驶斯托克斯蒂尔注意到一件小事:仪表盘上那个本该亮起的绿灯——确认前起落架已经放下并锁好的指示灯——没有亮。

也许是起落架真没放到位。也可能,只是那只两美元的小灯泡,烧了。

机长把飞机拉回 2000 英尺(约609米)的高度,打开自动驾驶,让它在迈阿密西边的黑暗里慢慢盘旋,然后,三个大男人一起低下头,去对付那个不肯亮的灯。他们把灯泡的塑料组件拔出来,想换一个;它卡住了。他们反复拧、反复试,越来越专注于这个顽固的小玩意儿。随机工程师甚至钻到驾驶舱地板下面的设备舱,想用肉眼直接确认起落架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就在这几分钟里,灾难已经悄悄地、不动声色地启动了。

机长转过身,想跟身后的人说句话,身体不经意地压到了驾驶杆。就这轻轻一压,让自动驾驶从”保持高度”,悄悄切换成了另一种模式——飞机开始以一种极其缓慢、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往下沉。座舱里曾响起一声轻微的提示音,提示高度变化,可那一刻,没有一个人听见。三双眼睛、三颗大脑,全都死死锁在那个两美元的灯泡上。

飞机一点一点地往下掉。2000 英尺,1500,1000,500……

直到最后几秒,副驾驶才在仪表上瞥见了不对劲,脱口而出:”咱们的高度怎么回事?”

太晚了。这架完好无损、四台引擎全部正常、由三位顶尖飞行员驾驶的客机,一头扎进了佛罗里达漆黑的大沼泽。机上 176 人,101 人罹难。

事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出具了厚厚的调查报告(编号 AAR-73-14)。结论里没有机械故障,没有恶劣天气,没有人为破坏。给出的可能原因,措辞平静又残酷:机组在飞行的最后四分钟里,没有去监控飞行仪表,没能及时发现飞机正在意外下降。

换句话说,杀死这一百多人的,不是引擎,不是天气,而是注意力——三位最优秀的飞行员,把全部注意力,交给了一个两美元的灯泡,于是一整架正在坠落的飞机,从他们眼前,凭空消失了。

● ● ●

你不必记住这架飞机的型号,也不必弄懂自动驾驶有几种模式。我用这个故事开场,是因为它把一件你每天都在经历、只是从未如此致命的事,血淋淋地放大给你看了:

人的注意力,一次只能真正照亮一小块地方。当它被某个东西牢牢抓住,其余的一切——哪怕是一整架正在下坠的飞机——都会从你的意识里,悄悄溜走。

这不是那三个人不专业、不够拼。恰恰相反,他们都是飞行领域的专业人才,他们只是太专注了,只是专注错了地方。而让他们专注错地方的,不是性格缺陷,是一个不亮的灯、一根容易被碰到的驾驶杆、一声没人听见的提示音——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

请记住这两点。这本书剩下的部分,都是它们的展开。

百年危机:你不是第一个觉得注意力被毁掉的人

如果你曾在一个又一个被手机切碎的下午里,暗自觉得自己大概得了某种”注意力绝症”——请先听我说一句:你不是第一个。

事实上,”注意力正在被毁掉”的哀叹,至少已经响了一百五十年。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正好撞上了注意力终结的那个时刻。而你,只是最新一代的——接过这面焦虑大旗的人。

1908年,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B. Titchener),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台上,用一句话宣告了一个学科的成就:”实验心理学有三个伟大成就——记忆与联想的重铸、个体差异的科学心理学、以及……注意力的发现。”他把这第三个功劳,归给了自己的老师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德国莱比锡那位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的人。

铁钦纳说得极其郑重:”注意力的发现,是指这个问题的明确表述;对其独立地位和根本重要性的承认;对注意力学说是整个心理系统之神经这一点的认识。”

听起来像是注意力终于被科学”发现”了,对吧?但铁钦纳的学生理查德·施皮格尔(Richard Spiegel)后来翻遍了史料,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早在铁钦纳宣称”发现”注意力的一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量级人物——已经把注意力当作”理性完善的原初官能”,在书里写了又写。再往前推,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早已系统处理过这个问题;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维韦斯(Vives)在16世纪就强调了注意力在记忆中的作用。德国通俗哲学和道德哲学里,注意力的隐喻群——光、专注、张力、方向——丰富得令人眼花。连康德那句”抽象比注意力更有价值”的判断,本身就在证明注意力早已是哲学家的日常话题。

铁钦纳不是不知道这些。在讲座前后发表的文章里,他把这些前人都放在了脚注里。施皮格尔管这叫”戏法”——铁钦纳的”发现”叙事,更多是一种学科政治:通过把注意力划归实验心理学的领地,确立新学科的学术主权。

我不是要跟你上哲学史课。我复述这段学术公案,是因为它揭开了一个更大的模式:注意力的”危机”,从来不是一个新问题。每一次对注意力的”发现”和每一次对注意力”正在消亡”的宣告,背后都站着一种新的媒介、一种新的速度、一种新的焦虑。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正以蒸汽机的咆哮重塑一切。铁路把旅人绑在火车窗口——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写道,”通过火车窗户,世界消失的速度和出现的速度一样快”。日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信息如洪流般涌入。正是在这个时候,”信息过载”这个词开始变得有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力”开始被谈论为一种需要管理、需要保护、正在被”消耗”的东西。

然后是电报。评论家警告,电报让远方的消息以光速抵达,人类的神经系统承受不了这种速度。

然后是广播。报纸专栏里开始出现文章,痛心疾首地说,一家人围坐在收音机前,不再交谈了。

然后是电视。它被叫作”笨蛋盒子”(idiot box),一个吞噬注意力的黑洞。

然后是互联网。尼古拉斯·卡尔写了《浅薄》,书名就是判决书:互联网让我们变浅了。

然后是智能手机。你现在,大概正捏着它读这段话。

每一次,声音和措辞都惊人地相似——”这一代人的注意力被毁了”;”人类将永远无法再深度思考”;”以前的人不是这样的”。每一次,新的技术都被宣判为注意力的终结者。而每一次,人类注意力又以一种新的方式——也许更破碎、也许更灵活——活了下来,继续运转。

哥伦比亚大学的编者伯内特(D. Graham Burnett)和史密斯(Justin E.H. Smith)在他们的书《注意力的场景》里说了一句很妙的话:注意力的原始危机,不在21世纪,在19世纪下半叶。注意力危机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它可能不是任何特定技术的结果,而是——现代性本身的持续性特征。

再往下挖一层,甚至”注意力危机”这个词本身,可能都在指向一个更深的东西。伯内特和史密斯提出了一个让人顿住的假说:19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知识分子们突然开始疯狂地谈论注意力,可能不是因为铁路和电报真的毁掉了什么——而是因为,那个旧世界的”人”的观念,正在崩溃。宗教赋予的那个统一的、不灭的”灵魂”,已经被科学敲得千疮百孔。笛卡尔式的那个站在暗箱中央、冷静观看世界的理性主体,也不复存在。感知被证明是碎片的、依赖身体的。”一个人”到底在哪里?”注意力”这个概念,恰好成了人们摸索这个答案时抓到的一根绳子。

换句话说,注意力话语,可能不是对新技术冲击的回应——而是对”古典主体模型崩溃”的一种症状性回应。我们感到”自己正在散掉”,于是我们用”注意力”来命名那种把散掉的自己重新捏回一团的需求。

你不必全部接受这个假说。但你至少可以带走它释放的一个关键信息:你不是第一个觉得自己专注力被技术毁掉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你的”注意力不行了”,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你的个人失败,而是一种持续了超过一百五十年的集体焦虑,恰好在你这一代,落在了你的肩上。

这还不是故事的终点。还有一个更有用的角度。

学术界对”技术决定论”向来警惕——”手机让我们变笨”“互联网毁掉了阅读”,这类说法,在历史学家眼里约等于思想偷懒。技术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是被人类的需要、渴望、恐惧和幻想”拉”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另一方面,普通人天天体验到的”我刷完一小时短视频之后脑子是空的”,又如此真实。两边的直觉,都只对了一半。

伯内特和史密斯给出了一个公允得令人舒服的立场:技术的确定论=坏,这个公式本身也需要检查。正确的态度不是站队,而是——每次出现”技术正在改变社会”的论证时,停下来,做一个练习:在这个技术的背后,你能不能找到那个把它拉进世界的社会文化驱动力?如果你能找到,你就从”受害于技术”的被动叙事里,往前迈了一步。

这本书接下来的每一章,你都会反复看到这个练习的影子。我们不是在写一纸对手机和算法App的控诉状——虽然它们的设计确实非常鸡贼。我们是在帮你,把”我的注意力被毁了”这件事,从一团模糊的焦虑,拆成一台你能够看清、能够干预、能够重新布线的机器。

你的两美元灯泡

现在,把镜头从那个驾驶舱,移回你的工位。

早上九点,你打开电脑,准备啃下那个拖了三天的硬任务——也许是一份要动脑子的方案,一段绕了你两天的代码,或者一篇迟迟开不了头的报告。你昨晚还下了决心:今天,无论如何,先干这个。

你新建文档,敲下标题,光标在空白处一闪一闪。就在这一秒,屏幕右上角滑出一条消息。”就看一眼。”你点开,回了一句”收到”,顺手扫了下另外两个群;其中一个正热火朝天地讨论中午吃什么,你没忍住也插了一嘴。退出来的路上,你想起还有封邮件没回,处理掉它,又顺势刷新了一下收件箱,看见三封新的,挑了封最容易的回掉。手机在桌角亮了一下,你瞥了眼,是条推送,划掉。

等你重新把目光挪回那个还停在标题上的空白文档——

已经十点四十了。

你没偷懒。你一刻没停,手指、眼睛、大脑全程高速运转。你回了十几条消息,解决了好几件”小事”,甚至有一种忙得很充实的错觉。可那个真正重要的任务,标题底下,还是一片空白。

那条消息、那个红点、那条推送,就是你的两美元灯泡。它们没让你坠机,只是偷走了你一个上午、又一个上午。到了傍晚,你合上电脑,心里浮起那句很多人都熟悉的话: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

● ● ●

在那段反复被这句话追问的日子里,我几乎试遍了市面上所有据说能”救”我的方法。我买过番茄钟 App,用了三天,第四天它弹出来的时候我直接划掉了——”等我把这条消息回完”;后来我嫌番茄钟太吵,换成 Forest 种树,现在我的森林里长满了枯树。我把手机调成过灰度模式,坚持了一周,直到有一天要扫一个彩色二维码,我把它切回来——再也没调回去过。我写过晨间日记、列过”今日三件事”清单、用过”屏幕使用时间限额”——每当限额弹窗跳出来,我点”今天忽略”的速度,比它弹出的速度还快。

我也读过书。《自控力》告诉我,意志力像肌肉,练了就会变强——可我在该写报告的上午刷掉一小时短视频这件事,并没有因为读了它而改变。《深度工作》告诉我,真正的产出来自大段的不受打扰的时间——写得很好,但我的老板和我的微信群,显然没有读过这本书。《认知觉醒》让我”早冥读写跑”——”早起”坚持了两周,然后一个加班就全乱了;”冥想”试了五天,满脑子都是”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这些方法对你也有用,那太好了,你不用再读下去。但我猜,你和我一样——你试过,你也失败了。不是因为方法不对,而是因为它们几乎都在给你同一个配方:用更多、更狠的意志,去压制你不想要的行为。 而这个配方的默认前提——”只要你够自律”——本身,就是错的。

你不是一个人,更不是”你不行”

如果这一幕让你有点刺痛,先说句让你松口气的话:这既不是你一个人的毛病,也不是因为你意志薄弱。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畅销书《撞上快乐》的作者、那场被几千万人看过的 TED 演讲的主讲人——和他的学生马修·基林斯沃思(Matthew Killingsworth),做过一件很妙的事。他们做了一款手机应用,在一天里的随机时刻,冷不丁地”突袭”用户,问三个问题: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的心思在不在这件事上?此刻你有多快乐?几千名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年人,就这样交出了几十万个真实瞬间的快照。

数据出来,结论让人心里一沉:人在清醒的时候,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心思根本不在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上。而且,那些走神的时刻,人们报告的快乐程度更低——心不在焉,往往让我们更不快乐,而不是更轻松 [@killingsworth2010]。

将近一半。这意味着,”分心”不是你今天状态差,它几乎是人类大脑出厂自带的默认设置。你不是一台跑得不够快的机器,你是一台天生就攥着一个随时会切走频道的遥控器的机器。

所以,这本书不打算骂你不自律,也不准备再塞给你一张”21 天养成专注习惯”的打卡表——你大概已经下载过、也放弃过好几张了。它想做的是另一件更有用的事:带你看清,你的注意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又是被什么一点点偷走的,然后,我们一起,把它一块一块地抢回来。

真正的反转:问题多半不在你的自律

我们这代人,被灌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专注是一种意志力的较量,谁更能”扛”,谁就赢。坐不住、走神、忍不住刷手机,都是因为你不够自律、不够狠。

这个信念听上去很励志。可它大概率,是错的。

心理学里曾经有一个红极一时的说法,叫”自我损耗“:意思是自控力像肌肉,用一次就少一块,所以你上午还能扛住,到了下午就更容易破功、更容易点开那条视频。这个说法太符合直觉了,于是它被写进无数本畅销书、无数场企业管理培训,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道理”。

但科学有一个不留情面的检验方式:换一批人,把实验原样再做一遍,看那个效应还在不在。于是,由柯廷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哈格(Martin Hagger)牵头,全球 23 个实验室、招募了合计 2141 名参与者(受试)联起手来,按照事先登记好、谁也不许中途改动的统一方案,去重做这个经典的”自我损耗”实验。这在心理学界是件大事——等于把一个写进了教科书的明星效应,拉到聚光灯下,当众验明正身。

结果,那个本该出现的”被用光”的效应——几乎消失了 [@hagger2016]。

较真一下 这不等于”自控毫无成本”,更不是说意志力是假的。它的意思要精确得多:那个”意志力像油箱、用一点少一点”的流行模型,证据远比我们以为的薄弱。第 3 章会专门把这笔账摊开算清楚。我在这本书里会一直这么做——告诉你一个结论的把握到底有多大,而不是把它包装得斩钉截铁。 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后面还会再提。

你看出问题了吗?如果连”硬扛”这个能力本身,都没法靠意志无限续杯,那么把每一次失败都归到”我不够自律”头上,就不只是冤枉了自己——更糟的是,它让你年复一年地,用着一把根本拧不动这颗螺丝的扳手。你越自责,越用力,越挫败,然后更加确信”是我不行”。

那把对的扳手,到底在哪儿?

你的注意力,是一片被精心设计过的战场

答案,藏在那三位飞行员的故事里:让他们栽跟头的,不是性格,是环境——一个不亮的灯、一根一碰就动的驾驶杆。

把这个视角搬到你身上。你早上那场”碎掉的一天”,同样不是凭空发生的。你手机里的每一个红点、每一次震动、每一条”有人\@你”,背后都站着一整支团队——他们拿着百万年薪,用 A/B 测试反复打磨,专门研究怎么让那个红点更难被你忽略。

这话不是阴谋论。说出它的,恰恰是当年亲手设计这些东西的人之一。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当过魔术师,后来成了谷歌的”设计伦理学家”。当魔术师的经历,让他养成了一种职业眼光:专门去找人类知觉的盲点、漏洞和极限,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操纵你的注意力。后来他越想越不安,干脆从谷歌出走,成了硅谷最响亮的吹哨人之一。他打过一个特别精准的比方:每次你掏出手机,其实都是在拉一台老虎机的拉杆——下拉刷新邮件,是拉一把,看看有没有新邮件这个”奖励”;划动信息流,是拉一把,看看下一张照片是什么。让人上瘾的关键,不是奖励本身,而是奖励忽大忽小、说不准——这正是赌场工程师最懂、也最赚钱的那门手艺。

这门生意有多厉害?厉害到,它根本不需要你真的拿起手机。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心理学家阿德里安·沃德(Adrian Ward)和同事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近八百名参与者,把手机放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放桌上,有的收进包里,有的留在另一个房间——然后做需要动脑、考验专注的测试。结果,手机离得越近,人的表现越差;哪怕屏幕朝下、调成静音、甚至关了机,只要它待在你视线可及的地方,你能用在当前任务上的脑力就会变少 [@ward2017]。用沃德自己的话说:你的意识并没有在想手机,可”要求自己别去想它”这个过程本身,就悄悄吃掉了你一部分有限的脑力。

较真一下 我答应过对你诚实,那就从这儿开始兑现。”手机在场就抽税”这个实验很出名,但它后来没能被稳定复现——2020 年起,包括预注册的直接重做在内的好几项研究,做了同样的实验,却没找到这个效应 [@hartmann2020]。所以别把它当成铁律,把它当成一个”也许有、值得警惕”的提示就好。手机到底怎样偷走你的注意力、哪些证据硬哪些软,我们留到第 4 章一次讲透。

也许你会想:那我干脆练成一身”同时处理很多事”的本领,不就行了?很遗憾,事实正好相反。斯坦福大学的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和同事,找来那些自认为最擅长一心多用、整天在好几个屏幕和信息流之间灵活穿梭的人,给他们做客观测试,结果发现:这些”多任务高手”,在过滤无关干扰、在两件事之间干净利落地切换上,表现反而更差 [@ophir2009]。一心多用练不出超人,多半只练出一个更容易被任何东西带走的大脑。第 3 章,我们会把这个幻觉彻底拆开。

更隐蔽的是,伤害还不只来自你点开的那一下。哪怕你飞快地把那条消息处理完、切回正事,前一件事也不会立刻从你脑子里清空——它像一个没拧紧的水龙头,在后台滴答、滴答,继续占着你的一部分注意力。研究职场专注的管理学者索菲·勒罗伊(Sophie Leroy)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注意力残留” [@leroy2009]。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则长期研究职场里的”打断”,她发现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被打断之后,人们常常会把活儿做得更快——代价却是更紧张、也更累 [@mark2008]。那点抢回来的速度,是用心理消耗换来的。

看明白了吗?你不是在和自己的懒惰作战。你是在和一整套比你更懂你大脑的设计作战。 想靠”我要自律”这一根裤腰带勒住它,本来就勒不住。

这本书要带你去哪

既然真正的对手是”设计”,那么真正的解药,也藏在”设计”里——不是去设计你自己(逼自己更狠一点),而是去重新设计你和环境、工具、习惯打交道的方式

事实上,航空业早就替你把这条路走通了。在美国东航 401 这类”全机组死盯一个灯泡”的惨剧反复发生之后,业界拿出的对策,不是苦口婆心地劝飞行员”请大家更专注、更自律”——他们太清楚那没用了。他们做的,是重新设计驾驶舱的规矩:发展出一套叫”机组资源管理”的训练,并立下一条近乎神圣的铁律——无论仪表上哪个灯不亮、舱里出了什么状况,永远、永远要有一个人,负责把这架飞机飞下去。他们没有试图改造人性,他们改造了流程。而你接下来要为自己做的,不过是这件事的一个微缩版本。

读到这儿,你心里大概已经在反驳了:”我的环境哪是我能改的?开放工位不是我选的,工作群的’@’必须秒回,老板的消息半夜也得接——你让我’改环境’,我改得动吗?”

这是个好问题,我也不打算像其他畅销书那样糊弄你,我坦诚地说:其中很大一部分,你确实改不动。 这本书不会假装你能。所以请让我把”夺回”这个词说得更准一点——它不是夺回对大脑的控制(那场仗你多半打不赢),也不是夺回对整个公司的控制(那不现实);它是夺回对你还能动的那部分的设计权。哪怕公司的环境你一寸都改不了,你的手机怎么放、通知怎么设、什么时候才碰收件箱、用什么办法把脑子腾空——这些缝隙里,仍然藏着大量你说了算的余地。后面每给一个方法,我都会顺带告诉你:要是现实卡得死,你退一步还能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不是搬走整座山,而是先夺回你脚下这一小块地。

这就是全书的路线,我把它分成三步:

  • 第一步,看懂你的注意力(第 2 到 3 章)。它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牵走?那三个飞行员的眼睛里,为什么会装不下一整架飞机?你的大脑一次到底能拿住多少东西?走神,又是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先搞懂这台机器怎么转,后面的修法才不会是瞎试。
  • 第二步,看清它为什么守不住(第 3 到 5 章)。多任务的幻觉、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诱惑、为什么你读东西越来越浅,以及先处理一个更隐蔽的贼——焦虑偷走的注意力。这一步是诊断:找到你具体漏在哪儿。
  • 第三步,把它夺回来(第 6 到 9 章)。怎么改造你的环境让”专注”这件事变省力,怎么稳定地进入深度专注的状态,怎么重新学会阅读,最后,把这一切拼成一套能长期运转、还能扛住你所在公司和团队那些坏习惯的系统。

读到最后,你手里不会只剩一句空洞的”你要专注”,而会有一套既知道为什么、也知道怎么做的方法。

一个诚实的约定

出发之前,我想先和你把丑话说在前头。

注意力这个领域,既有扎实可靠的科学,也堆满了被过度包装、急着卖给你的”神话”。举个例子:市面上那些号称能”训练大脑、越练越聪明”的脑力游戏 App。心理学家莫妮卡·梅尔比-勒尔沃格(Monica Melby-Lervåg)和同事,把上百项严格的研究汇总到一起后发现,你练得越多,确实会越来越擅长——那个游戏本身;可一旦走出游戏,到了真实的工作、学习、记忆里,那点”变聪明”的好处,几乎找不到 [@melbylervg2016]。

所以,我答应你:在这本书里,我会老老实实地区分”已经基本坐实的”“还在吵架没定论的”,和”被夸大了的”。该泼冷水的时候泼冷水,该承认”这个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承认。一本在你面前假装什么都懂的书,帮不了你;一本敢对你说”这条证据其实没那么硬”的书,才配得上你交出去的时间和注意力。

这也是这本书和很多同类书最关键的分界线。你大概读过《自控力》——它教你认识意志力是怎么运作的,写得扎实,但它没有告诉你,当那些”诱惑”背后站着一整支 A/B 测试团队时,仅靠意志力是不够的。你大概也读过《深度工作》——它把”不被打扰的深度专注”这件事讲透了,但它默认你有一个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工作环境和日程,而大多数中国知识工作者没有。《认知觉醒》让几百万人体会到了”我需要改变”——但怎么改、为什么这样改才有效,它把力气更多花在了”觉醒”而不是”方法”上。这本书想做的事,恰好落在它们之间的缺口上。

翻页之前,先照照镜子

不用打分,也不用记录。只是诚实地、安静地,问自己几个问题:

  • 你上一次一口气、完全不被打断地做完一件需要动脑的事,是什么时候?
  • 排队、等电梯、甚至上厕所那几十秒的空当,你的手会不会像有自己的意志一样,自动摸向口袋里的手机?
  • 你今天”读完”的那些东西里,有多少是真的读进了脑子,又有多少只是眼睛从字上滑了过去?
  • 一天结束、合上电脑的那一刻,那句”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多久会冒出来一次?

如果有三条以上戳中了你——别急着懊恼,也别急着又一次怪自己。这恰恰说明,你这本书买对了;也说明,你正卡着的这个问题,正是它接下来要一点点帮你拆解的。

你的注意力没有坏掉。它只是,像那架飞机一样,在你没留神的时候,被一个又一个”两美元的灯泡”,悄悄带走了。

而好消息是:你不是第一个被这些灯泡困住的人——远在电报发明之前,远在Titchener宣称”发现了注意”之前,人类就已经在和自己注意力的离散本性周旋。认清这一点,不是为了心安理得地躺平,而是为了把力气从”我是不是不行”的自责里,挪到”那我还能做什么”的行动上。

现在,让我们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当那条消息跳出来的一刹那,在你决定”就看一眼”之前,你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试试看 翻到下一章之前,先做一件小事:把手机调成勿扰,屏幕朝下,放到一个你伸手够不到的地方。然后留意一下——接下来读第 2 章时,你的手会不会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去够它。那一点点别扭和痒,本身就是这本书要讲的整个故事。

本文是《夺回注意力》的试读章节,完整版即将出版。